邓小平天安门口事件

作者:风中的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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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6-06-17 11:58:03
来源:网络

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邓小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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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 [保存到相册]


    在下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,江青一伙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,无中生有地说邓小平坐着车子到广场指挥,提出要把邓小平抓起来。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,毛泽东当即指示,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。

  本文摘自《回首1978:历史在这里转折》,童青林 著,人民出版社出版

  1976年9月9日,毛泽东逝世。“四人帮”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。

  华国锋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,解决“四人帮”的问题,李先念表示赞同,他说:“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,这场斗争是你领导的。只要你领头干,人民是会支持你的!”作为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,叶剑英深知“这是一步险棋,”他要求“行动果断,更要周密,必须万无一失。”

  在江青一伙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,还处在“禁锢”状态的邓小平得知了他盼望已久的消息。终于度过“一生最痛苦”时期的邓小平,不禁感叹道:“看来,我可以安度晚年了!”

  1976年“天安门事件”被定性为“反革命政治事件”

  1976年10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对王洪文、张春桥、江青、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,历时十年之久的“文化大革命”随之结束。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,如果没有这一事件,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。可以说,粉碎“四人帮”为实现这一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。

  这年4月清明节期间发生的“天安门事件”,为粉碎王、张、江、姚“四人帮”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。

  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周恩来的逝世。在周恩来逝世治丧期间,“四人帮”发出种种禁令,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,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。事件发生后,“四人帮”又对其大做手脚,颠倒黑白,以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,并对邓小平作出了不正确的处理。由于“天安门事件”的定性是毛泽东同意的,就使得这一事件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。

    1976年3月29日至30日,南京市的学生和市民自发地举行悼念周恩来、反对“四人帮”的游行,有人还贴出“保卫周恩来”、“打倒大野心家、大阴谋家张春桥”的标语。他们甚至把标语贴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。这些举动引起了“四人帮”的恐慌。3月30日,王洪文在电话中问《人民日报》的一位负责人,你们报社在南京有没有记者,如果有的话,就让他们“反映重要情况。”王洪文还说,南京大街上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,“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制造舆论”。因为江苏省委有走资派,所以,南京事件的性质是“对着中央的”。

  从这天起到4月26日,王洪文、姚文元等先后给《人民日报》负责人打了24次电话,其内容是:一是把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;二是诬陷邓小平;三是打击敢于同他们作斗争的群众;四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。

  4月1日,中共中央通知各地,称南京事件是“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”,要各地追查“幕后策划人”和“谣言制造者”。也就在这一天,山西的一位青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了一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诗词:

  “欲悲闻鬼叫,我哭豺狼笑,洒泪祭雄杰,扬眉剑出鞘。”

  4月2日,姚文元打电话给《人民日报》负责人说:这是一股“反革命逆流,看来有个司令部。”他还说:“到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,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,是针对中央的,是破坏批邓的。”他指示报纸“要继续‘反击右倾翻案风’,掌握斗争大方向。”第二天,姚文元打电话称,是否写一篇社论,题目叫《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》,先讲当前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斗争形势大好,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很孤立。“在这种形势下,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。”然后讲“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,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,要追查谣言。”至于社论写些什么,姚文元已经想好了。社论写好之后,他又加了几句话:“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,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。”

清明节这天,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。到广场去的达200万人之多。送来的花圈有2000多个,而且写了很多诗词。其中一首写道:

  “黄浦江上有座桥,江桥腐朽已动摇。江桥摇,眼看要垮掉;请指示,是拆还是烧?”

  科学院109厂的职工写了“红心已结胜利果,碧血再开革命花,倘若魔怪喷毒火,自有擒妖打鬼人。”这首诗后来登在《人民日报》编写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《情况汇编清样》上。可是,姚文元对这首诗做了完全歪曲的解释:“所谓‘再开革命花’,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‘反击右倾翻案风’的斗争。”结果,这个厂的领导被戴上“走资派”的帽子,30多人被隔离审查,3人被逮捕。

  《人民日报》记者还从天安门广场抄了一份传单,其中有这样几句话:“在周总理患病期间,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,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。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,全国人民大快人心。”结果,姚文元断章取义,把邓小平污蔑为“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。”

  与此同时,姚文元再一次打电话给《人民日报》负责人,明确地说: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,是“反革命性质。”他还指示《人民日报》:“一要抓紧批邓,二要打击反革命。”报社内部应“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,认清性质。”

  4月4日晚,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,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。叶剑英、李先念没有参加。会议认为,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“反革命搞的事件”,是“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、反对中央,干扰、破坏斗争的大方向。”江青在会上扬言要清理广场上的花圈,逮捕“反革命”。

  第二天凌晨,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、诗词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,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三道封锁线。群众同民兵、警察和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,双方都有人负伤。下午6时30分,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。他说:“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,蓄意制造政治事件,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,指向党中央,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,‘反击右倾翻案风’的大方向。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,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,提高革命警惕,不要上当。”他还说,天安门广场“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,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”,要求“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。”这天,王洪文亲自跑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指挥,要警察“跟着最坏的,离开天安门再抓。”在吴德讲话三个小时之后,一万多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广场,殴打群众,并逮捕了30多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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